货币金融史研究领域的力作——读《中国外资银行百年史（1845—1949）》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宋佩玉教授的《中国外资银行百年史（1845—1949）》（以下简称《百年史》）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了。对于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者而言，这是一件值得关注的学术动向。宋佩玉教授多年致力于近代金融史、在华外资银行史的研究，迄今已经出版了三本专著，本著和《近代上海外商银行研究（1847—1949）》（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版）、《近代上海外汇市场研究（1843—1949）》（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版），在海内外学界引起较多关注。《百年史》系在其前两部专著的基础上进一步深耕后推出的力作，聚焦近代百年在华外资银行，在研究思路上，基于历史资料，以金融相关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力图摆脱单纯就某一方面进行探讨的固有模式，阐释外资银行在近代中国金融市场楔入、发展、衰亡的整体过程，并通过与华资金融机构所占市场份额的动态比较，全面深入了解外资银行在华兴衰的整体状况。

     近代中国外资银行是指以完全或部分外国资本在中国境内经营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包括一般意义的外资银行和中外合办银行。学界已经认识到，这些银行通过金融业的投融资行为，对推动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入研讨外资银行，有助于深化和拓展近代货币金融史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近代经济史的发展主线。研究和探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曾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主要争论点，外资银行史领域的推进，有助于继续深入思考这一理论问题。

    由于近代外资银行在华兴衰变化具有个体差异，分布区域呈现不平衡及复杂性，很难在有限的篇幅，采用精确的时段划分，对其各方面的表现及影响进行全面考察。由此，《百年史》主要针对近代中国外资银行的历史演变、区位分布、组织形式、运行机制、业务经营、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金融机构的相互关系等几个角度进行分析。基于上述考虑，《百年史》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探讨：

首先，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始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在其发展过程和空间地理布局中，呈现明显的区位集聚特征。外资银行在近代中国的区位选择具体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银行对外经营所选择的国家，其次则是在某个国家内部所选择的地区和城市。该著从外资银行在近代中国区位选择状况入手，分析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动机，论证影响中国外资银行区位选择和区位分布的决定因素。

其次，银行业进入海外市场时，亦应该关注其凭借何种依据设立，采取何种组织形式进入，以及随着复杂环境的变动，如何适应或者创新其组织形式，以便更好地在复杂陌生的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百年史》围绕近代在华外资银行自身制度的三个方面展开，即（1）近代外资银行依据怎样的法律规范而设立；（2）近代在华外资银行采取怎样的组织形式；（3）近代外资银行如何进行组织管理，维持在华运作。

     第三，所有银行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是为了获得其他人的债务而发行债务的公司，而国际银行业务则是银行服务的区域范围和客户范围由国内向国外的延伸。由于银行是从事债务购买和出售的公司，可以通过查看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来分析其经营活动。近代中国的外资银行，很少一部分在中国设立总行，大多数则是设立分行，而这些分行无公布的独立会计报告，所以无论公布的资产还是负债表都是总行及分行合并统计。《百年史》仅就存款、发钞、放款、国际汇兑这四项主要业务进行考察，虽不能准确分析其在华业务具体数额，但可大致了解其对近代中国金融、商业的控制程度。

    第四，外资银行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微观经济组织，从整体上看，它不过是社会经济的构成部分。换言之，它们的发展不可能完全独立于其他经济要素之外。在讨论近代在华外资银行自身制度安排之外，还应该对其外部的环境有所认识。这些外部环境为外资银行内部制度的设计和创新提供了契机，甚至有时还充当了催化剂。外资银行早期设立分行主要是在通商口岸，其目的是为了给对外贸易提供便利。1881年，这一惯例被打破，汇丰银行先后建立天津、北京分行。显而易见，这两个分支机构开设的直接目的就是与清政府中枢保持密切联系。无独有偶，1947年，汇丰银行建立南京分行也是基于这般考虑。这反映的恰是外资银行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而这一关系的纽结点就是外债的举借。外资银行通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在财政、金融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由此，《百年史》以外债为中心，从政治史、外交史的角度探讨在华外资银行与中国政府间的关系，从而分析外资银行对于中国财政、金融、政治、外交的参与程度。

    第五，外资银行作为外资在华投资的特殊形式，在近代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与中国传统金融业的代表——钱庄，后起的华资银行，由相对独立、各自为政，到三足鼎立，彼此之间时而竞争，时而合流，三者之间关系的动态演变，反映着近代中国金融市场控制权的嬗替。而在华外资银行因国籍不同、利害关系不同，竞争有余而团结不足。在外资银行相互之间的关系中，“银行团”的性质是相对暂时的，即为某一临时目的而为之团结，目的既达，即行解体。“外商银行公会”的性质是相对永久的，即其团结是为长远目的而组成，并非为某项暂时的目的而短期合作。

以上五个部分反映着近代中国外资银行兴衰发展的整体过程，那么外资银行在近代中国经济中到底呈现怎样的效应呢？因其作用机制较为复杂，学界自来持两种观点。放在历史变迁的层面考察，外资银行引进外资正负效应互见，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近代中国外资银行所产生的正效应相当明显，不仅促成了金融中心的形成和产业的集聚，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并在中外金融业竞争的过程中，促使中国的利率水平得以降低。除此之外，外资银行能够提供“一揽子”所需金融资源，包括管理模式和技术手段等，对整个近代华资金融业有着明显的示范作用。而对外资银行在华作用中持否定态度的涉及多个方面，具体表现在外资银行对中国金融市场上国际汇兑进行长期的垄断、所操控的巨额外债具有泛政治化的倾向，同时纸币在未有东道国监管的情况下滥发的状况频繁发生。

    外资银行在近代中国对于金融市场的广泛参与，是中国金融现代化、国际化的高度体现，研究这一问题，需要掌握相关的专业理论和方法；而有关外资银行的基本档案文献却付诸阙如。这些，都是长期以来缺乏近代中国外资银行研究力作的主要原因。值得赞许的是，宋佩玉很有学术眼力，认准了这样一个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题目，在查找基本史料、构思文稿结构、润饰修改文字等过程中，都可见作者所付出的努力。总体而言，《百年史》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大量的外文资料、报刊、档案的充分运用。《百年史》将《银行周报》《钱业月报》《银行月刊》《中央银行月报》《中农月刊》《申报》《大公报》《财政评论》《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等十多种中外报刊上关于外资银行的资料逐一梳理，直接使用的中文期刊论文327篇，外文期刊论文60篇。体现了对前人观点的充分尊重和适当的整合，从而在对近代中国外资银行的基本叙事和评述方面，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其次，研究视角、方法的一定拓展。外资银行虽然直接反映的是中国金融制度与各主要外国金融制度之间的关系，但还包含着其他重要的关系，如近代中国历届政府与外资金融业之间的关系、中外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百年史》涉及整个近代，中国金融市场始终是中、英、美、日、俄各国经济关系的晴雨表，一度还成为中、英、美作为一方，日本为另一方，展开争斗的特殊战场，而在中、英、美之间，大多数时间也存在权益和主张方面的巨大分歧。换言之，不了解近代中国外资银行的基本史实，并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就难以全面把握上述复杂的关系。本文涉及到金融史、财政史、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不少重大问题，其研究的视角、方法和结论，都体现了作者的独立思考。

     再次，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就学术价值而言，《百年史》沿用了传统的历史实证研究法，着重回到历史现场，在历史叙事基础上重建历史发展的自然脉络。同时力图运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手法，从宏观角度探讨近代中国外资银行与近代中国货币、金融、外交、政治等的关系。就应用价值而言，目前上海正在进行五个中心建设（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科技创新中心）。2019年1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等八部委联合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指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目标和建设路径，明确战略重点和推进举措。2022年3月24日，由英国独立智库Z/Yen集团编制的第31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发布，上海排名第四，仅次于纽约、伦敦、香港。由于区位、营商环境、历史等复杂因素，香港、上海等地一直为外资金融机构所青睐。金融市场是货币信用活动的市场，金融业是市场的主体，近代以来普遍从事中国本币业务的外资银行，是远东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基础条件。对近代中国外资银行的兴衰及运作模式的探讨，既为金融的现代化进程留下历史记录，更可对香港、上海等地提升国际金融中心水平提供重要借鉴。

在“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共存模式下，货币金融史是百年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主线上的一股潜流，其不但参与了历史的进程，而且以看不见的方式深刻影响着历史进程。《百年史》作为最新推出的货币金融史的力作，系关于近代中国外资银行的整体性研究成果。在1845—1949年间，共有136家、分属10个国家的外资银行在华活动。要在有限的篇幅中，特别是各章中都逐一记述每一个银行个体的变迁，既无可能，也不必要。但是，尽可能地选择代表性银行的典型实例，确是应该做到的。目前《百年史》中有些章节，主要是业务经营方面，整体性的统计尚且不足，这主要是因为近代统计数据的匮乏以及缺失，以及外资银行档案文献史料尚未得到充分挖掘造成的。而近代在华活动的外资银行，有很多至今仍活跃于国际金融舞台上，由此，如果作者能够进一步收集这些银行的档案文献资料，必将有助于更为准确地量化这些银行在近代中国的金融表现，更为准确地评价这些银行在近代中国的正负效应。

　　声明：转载上述内容属于广告或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不代表东方财经网的观点。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负。